近10年来中国社会面临着转型国家最典型的困境，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社会结构的大变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非常的动力和活力，但也带来了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的负面效果。城市新贫困人口、城乡分化、农民工等社会分化的表征，已经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巨大的威力，简单地维持过去的治理方式已经完全不足以应付今天的形势，旧的思路和机制一方面在经济上可能会变得无法承担，另一方面又无法真正化解在社会生活中经常爆发的各种矛盾冲突。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显示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没有比“制度创新”更为合适的了，自从广州政府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城市”的概念以来，“创新”已经成为最为流行的政策术语，“制度创新”的要求从科学技术和经济领域到达了社会管理领域。社会领域的改革必须要消化经济增长后的负面效应。

据国际经验，任何的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都是一场攻坚战，良好的社会制度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但其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革的成果，政治精英的智慧、能力和选择，将决定这场攻坚战的成本。无论是我们国家的社会管理创新，还是我们城市的社会管理创新都亟需一张改革线路图，简单地说，就是要确立发展的阶段论，以便于各方面对社会管理变化的理解。这是现阶段要认真处理的事情。

现实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有两条路径：机制创新和体制创新，前者以行政改革为特点，注重技术环节的完善，强调管理手段的多样；后者关注结构改革，注重治理体系的完善，强调社会参与主体的多元性。

对于承担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的广州而言，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意义。其一，改革现有的社会管理机制来推动和配合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其二，改革现行制度来适应新的情况，消化社会经济变迁给政府治理构成的压力从而求得可持续发展。第三，通过体制创新来建设新型的国家制度，这一点对于广州也是最为重要的。

放眼未来，和谐幸福广州只能是社会发展和社会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的结果。

作者简介

蔡国萱，硕士，副研究员，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曾获得广州市社会科学课题招标二等奖，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医疗保险论文一等奖。近五年来主持开展了广州市多个党政部门委托的调研项目20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