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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的核心当为社会体制创新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国萱

 

近10年来中国社会面临着转型国家最典型的困境,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社会结构的大变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非常的动力和活力,但也带来了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的负面效果。城市新贫困人口、城乡分化、农民工等社会分化的表征,已经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巨大的威力,简单地维持过去的治理方式已经完全不足以应付今天的形势,旧的思路和机制一方面在经济上可能会变得无法承担,另一方面又无法真正化解在社会生活中经常爆发的各种矛盾冲突。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显示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没有比“制度创新”更为合适的了,自从广州政府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城市”的概念以来,“创新”已经成为最为流行的政策术语,“制度创新”的要求从科学技术和经济领域到达了社会管理领域。社会领域的改革必须要消化经济增长后的负面效应。

据国际经验,任何的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都是一场攻坚战,良好的社会制度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但其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革的成果,政治精英的智慧、能力和选择,将决定这场攻坚战的成本。无论是我们国家的社会管理创新,还是我们城市的社会管理创新都亟需一张改革线路图,简单地说,就是要确立发展的阶段论,以便于各方面对社会管理变化的理解。这是现阶段要认真处理的事情。

现实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有两条路径:机制创新和体制创新,前者以行政改革为特点,注重技术环节的完善,强调管理手段的多样;后者关注结构改革,注重治理体系的完善,强调社会参与主体的多元性。

对于承担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的广州而言,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意义。其一,改革现有的社会管理机制来推动和配合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其二,改革现行制度来适应新的情况,消化社会经济变迁给政府治理构成的压力从而求得可持续发展。第三,通过体制创新来建设新型的国家制度,这一点对于广州也是最为重要的。

放眼未来,和谐幸福广州只能是社会发展和社会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的结果。

 

作者简介

蔡国萱,硕士,副研究员,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曾获得广州市社会科学课题招标二等奖,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医疗保险论文一等奖。近五年来主持开展了广州市多个党政部门委托的调研项目20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