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故事》之“回家的路”

俗话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念头袭来，Rita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这是怎么了?以前，她可不是这种风格。大学时代，她每天都风风火火地骑着父亲那部男装29寸的自行车，穿梭在康乐园的不同院系之间。刚听完中文系的《文学史》、《写作课》，就直奔经济学系去听《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课程；要不，她就呆在学校图书馆一隅，大段大段摘抄《大英百科全书》的英国历史和文学史内容，间或还惦记着自己的英语专业正课上课时间。在上课世纪80年代，没有手机，教授们对于优等生的迟到或缺席似乎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太计较。四年大学毕业时，Rita顺理成章地是以优异成绩留校，当了令人羡慕的大学英语专业老师。
        即使后来去了美国加州攻读法律，Rita风风火火的风格依然没有什么大改变。只不是换了个角色而已。同时在法学院和两个兼职的律师行之间奔跑游走，她令人不可思议地徜徉在课业、论文、诉状、合同、客户、合伙人老板之间，变换着不同的角色和作为。即便这样，她也总是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样子，惹得办公室里那位乐观无比的单亲妈妈老墨助理都羡慕不已，愣是要跟她做闺蜜呐。
        话说当下，Rita真该认真考虑是否要回国。毕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申请到这份好差使。作为外国律师行驻中国办事处的代表，回国工作的工资，那可比留在美国高出一大截啊。因为，在美国这几年，Rita和丈夫一直都在念书，虽然她本人获得了校长奖学金，但两人却是F-1的学生身份，每周只能打工20小时，假期可以提高到40小时。就算是律师行的大老板体恤，加上她拥有的中国律师资格，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每周也只有400美刀。虽然用来支付房租、水电、生活费绰绰有余，但每个学期的学费可是要交有一万多呀。这样算下来，夫妻俩三年来的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只有到了逢年过节电话公司免费促销时，才难得打个越洋电话回家问候一下，一分钟电话就得支付2美刀，真够贵的。
        回家了，开心？甜蜜？温暖？陌生？各种滋味涌上心头。一时间竟不知道用什么词汇去描述那个远在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家。她和丈夫是大学同桌，毕业不久就结婚了。17岁上大学时，她就没怎么回去父母家共住。父母是知识分子，内敛、严肃，彼此间的沟通并不太畅顺。丈夫是独子，她跟公婆住在一起反而更舒适一些。是啊，遥想刚结婚的那会儿，他与父母聊天，她坐在边上硬是感觉没有听懂似的，原来每个原生家庭都有自己专属的DNA。
        正当Rita东想西想这会儿，她的丈夫似乎也陷入了沉思：他俩从大学一年级同窗认识走到现在，已有13载了。彼此之间，互生情愫、相知相爱，虽然因为各自的自大或自卑产生过不少误会， 期间经过无数次的重归于好、结婚、分居两地，如今终于相聚相扶，在同一个法学院，念同一个学位、做同一领域的论文、在同一个律师行做类似的工作，每天不是他等她下课，就是她等他下班，然后回到这个满园春色、藤蔓痴缠的美国小家，一起买菜煮饭、洗衣拖地，这样“糖黏豆”的相处方式平坦如水地日复一日延续着。
     “扑哧哧、扑哧哧”，沸腾的鸡腿罗宋汤溢出75X45吋的铜底锅将她的思绪拉了回来。两个人吃饭本不需要这样的大锅，但为了节省时间，他们从拉斯维加斯沙漠中的Outlet花买了两只性价比很高的康宁铜锅，通常在周末煲满一锅鸡腿汤喝上几天，每天舀四碗到小锅里，加入土豆、红萝卜、西红柿、西芹等杂菜和各色各样的意粉、通心粉，就成美食了。
     “饭好了，”她抬头对着窗外喊到。“菜马上到，”他健步走进厨房，1.8米的魁梧身材略胖但结实强壮，丝毫不输于土著白人，天生胖嘟嘟的圆脸上顶着一头稀疏的头发，也许是用脑过度、也可能是与当地的金木水火土不服，青丝比他俩读大学18岁那年认识的时候明显少了许多。
        丈夫把摘来的杂菜分成两堆。“苋菜先吃？”他似问非问。“哦，”她打开龙头稍微冲了一下，就将苋菜扔进微微冒烟的油锅里了。
     “那个鬼头David又拖欠租金了。”他语气中略带焦虑，漫不经心地往嘴里送了一口菜。他们相处的时间看似很多，但总是各忙各的，即便在一起闲聊也有讨论不完的家务事，缺少了办公室里本地同事那种揣度对方心中所思所想的敏感和细腻，不过那时他们都以彼此的亲密和默契程度为傲。是啊，以后的事谁又能看出端倪呐？
    “哦，”Rita心不在焉地应答着，思绪还在回不回中国工作这件事情上。
    “我决定回去了”，她说。
    “是啊，是个好机会，”他随即表态，但自己都被自己的快速反应吓了一跳，“我真的想她远去吗？”他在心里发问。“再也不用天天加班到深夜了，”他心疼她，这几年她的白发明显多了，幸亏总能生出新发，因此总能盖得住掉发的头皮，不然……，哎……
    “那就回信接受offer吧，”她接茬，口气中有些许犹豫，但没有说出口：
    “难道你不留我？”静默一会儿后，两人异口同声：“你放心……”。
    “我知道你能照顾好自己的，我那是回家，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辞职要尽快提出来了，在办的绿卡也要停下来，不然转到新所那边还要重新提交申请。好烦！”Rita还是先声夺人了，语带不甘和烦恼。
       是啊，在这个地方毕竟生活了四年，现在说走就走，真心舍不得。更何况，他还留在这里，法学院还有一年多才毕业，以他目前F-1学生身份，毕业找工作都会输在起跑线上，移民法规定：同等条件下雇主必须优先招聘美国公民。现在撤回绿卡申请，万一日后移民法律趋严了，以后若想留在美国生活会有诸多不便：从1990年离家出国，他们一直都没有回国探亲，部分原因也是担心回美签证受阻，毕竟之前她申请留学签证历经坎坷，如果没有导师坚持向美国文化领事推荐，恐怕还会继续遭遇拒签的……
       这些念头，在他们心中掠过无数次，在她碎碎念里念叨无数遍，每次接到恩师千里之外的家书时他们也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她想家了，老赖在这儿也不是个事。”他想，自从那次帮助Michael Wu助选洛杉矶市市长后，她就动了回国的心，还写信咨询恩师回国发展的可能性，国内来的友人更是热情相邀回国共事，现在有这么一档子好事，揣着跨国律师行的工资、福利回去探路找机会，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呀……
        趁着学校春日假期和辞职后的闲暇，他们沿一号公路驾车到北加州优胜美地（Yosemite）度假。一路春光明媚，海风和煦，远处海浪轻拍海岸发出轻快的乐声。车内两人却心事重重，忧喜参半。中国人大多爱钱，可能是因为穷惯了。他们从中国内地出来的时候，两人全副身家加起来只有两千美元，每月每人开销可以压缩在500美元以内，但因为分开两地，他去塞班打工，她去加州上学，加上长途话费什么的，很是拮据，如果不是同住的中学同学慷慨请客，身在世界最富裕城市的她也许连中餐馆也不敢光顾吧？当时她的心情比现在糟多了，每次与他通话都泣不成声，他只好轻声细语地宽慰道：“寒假就过来探我吧。查过了，美国过来不用重新签证，我这边帮律师行做些翻译活就可以攒够你的机票钱了……”回美签证，还真成了他们谈得最多的事情：回广州再回来要签证，去美墨边境小镇提华那（Tijuana）回来要重新签证，就连法学院同学暑期去伦敦、加拿大游学或参加暑期班等等选择，也不是他们敢想就敢干的，除了经济拮据，回美签证就是他们永远的痛。
        这样的纠结，他们一起经历了太多、太久，不时就会跳出来横在眼前，成了他们之间沟通障碍，怪不得人说咫尺天涯：越亲近的人，你越不愿意他为你操心，久而久之，彼此的心距加大，再想拉近，顾虑就更多了……
        朋友圈人脉关系就更是令人纠结了。是的，这几年在美国法律圈也交了一些貌似成功的朋友：联邦法院中有位华裔法官，大家都引以为傲，也很乐意提携华人后辈；某华裔“明星合伙人”律师定居在马里布海边山上，一年一度举办家庭派对、为后辈法学院学生介绍人脉资源，很是慷慨；甚至她的大老板也曾在美国商务部担任商务代表，现在还当选了南加州华人电脑协会主席，对她更是关爱有加，不仅带着她参加华人社区普法公益活动、在法律论坛中指定她代表律师行演讲发言，还协助她成功当选洛杉矶律师协会环太平洋委员会委员……。
        说起来也巧，尽管南加州和洛杉矶是美国华人聚居最多的地区，整个法学院只有他们夫妇两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正儿八经F-1留学生，其他皆是ABC土著华裔。当法学院里的华裔学生兴奋莫名地拉着他们为Michael Wu竞选洛杉矶市市长助选，到离学校三英里外的唐人街拉票的时候，他们的族群和身份意识一下子被唤醒了：无论他或他们做什么、怎么做，我们都没有赞同或反对的理由，因为我们是局外人（Aliens）！
        不要以为美国是自由社会就不存在身份问题，那是就本地人而言的，对于外来人、甚至外来的跨国集团而言，身份依然是个问题。他们的律师楼曾经在一个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代表台湾某著名电脑公司，原告是本土一个“巨无霸”行头老大，她是这个案件的第二代理律师，首席律师理所当然是个身经百战的白人，说“理所当然”，是因为那年头大型商业诉讼案件中的亚裔代理律师屈指可数，洛杉矶东区联邦法庭中就台湾公司对行头老大提起的反诉作出一个对台湾公司有利的中间程序法庭令，而她因为参与赢得判令备受老板、同事的称羡，令她着实沾沾自喜了几天。
        她本想写信与恩师分享自己初捷的喜悦，但马上想到恩师在国内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是对于决定大政方针、国计民生的案件时，她对自己的工作价值不禁心生疑窦：用两年时间无休止地交换证据开示请求、聆讯和参与聆讯双方当事人和证人，没完没了地做法律和案例分析报告、提交程序性的动议、参与法庭会议和聆讯，仅为争取法庭认定电脑硬件和软件分离销售的合法性，从而证明台湾公司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这算不算是虚度光阴？
        如果她准备留在美国执业，这个案件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如果在500-1000人的律师事务所，再轮上个三、五年也未必轮到她这个“香蕉人”，作为“二当家”参与庭审。然而，她们的律师行是小型的，华人老板给了她极大的信任和支持，她也以最大的诚意和一周工作60小时的勤奋和刻苦回报了老板的知遇之恩。
        而他却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她的身后。在大学同窗时他就是校园诗社里的才子。海明威曾是他的挚爱，他不讳言其中的粗俗、但却能从中挖掘出那个时代赋予人物的个性和理想。在美国的法学院，他参与了法学院《法律评论》的编辑工作，这对于英语并非母语、第一学位并非法律的外国人来说并非容易，但他做得得心应手。有了这些铺垫，当她开始执业，他还在法学院念二年级的时候，他就成了她起草的法律文件的第一个读者和当然的编辑、校对人、批评者。所有这一切，当他们如胶似漆的时候，这是甜蜜关系的催化剂，她对他，满心感激，他对她，满脸爱怜。
        然而，甜蜜背后总有辛酸相伴。源于加班、课业，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们俩谁都记不清了。打这之后，夫妻间的争执莫名其妙地多了起来：同是他修订她的文件的错误、指出演讲中的瑕疵，她不爱听了；他觉得她蛮不讲理，而她觉得他小气、较真，不如外人那么正面鼓励和表扬，其实，她心里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怎么伟光正，不过是以小打小闹为客户争取蝇头小利，比起国内同学在国务院、法院、省市政府、甚至央企、私企里面南征北战、挥斥方遒，张口就几十、上百亿的大项目、大并购，眼前的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美国执业律师的生涯简直就是浪费生命。
        人一旦泄气了，就很难再提起精神。一如既往地加班、加班、加班到深夜，她明显感到了疲倦和低效，灵感和激情也似乎要远离自己而去；家里的气氛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冷淡，她和他之间虽然平添了几分刻意的礼貌。那时的她，直到很多年之后，她也没弄明白：两个个体的生命紧密黏结，彼此不留一点儿空间，彼此的成长肯定会受到影响。两人之间因为过分亲近，不再互相欣赏，甚至可能将自己的过错怪罪给对方。
        所幸的是，恰在此时的关键期，大律师行的国际部主管合伙人邀Rita过去聊聊，随后便安排她参加人事部和合伙人的面试。不久，大律师行就发出了真诚的邀请，让她回香港和广州去工作。
        这是他们夫妻俩相识以来的第二次长时间别离。第一次是在出国之初。她拿到了美国知名法学院的奖学金，他被借调到到一家国企的国际工程公司去塞班岛担任总经理助理兼英语翻译。就这样，天各一方地分居了一年，虽然她也去过塞班小住数月。最终，为了让他能顺利申请来美陪读，申请F-2签证，他不得不报读了同样的法学，光是相关的入学考试，奖学金的争取，等等，夫妻俩就足足愁了两年多，直到他考取了法学院，好心的表姑父才同意资助他的赴美读书学费。
 
     “这里有个观景台，下车照相吧？”他试探着问。
     “好呀，太平洋真美！”她开心地应答。
        盘山公路边的观景台外，一望无垠的太平洋，碧蓝连天，风高浪急，真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豪迈感和画面感。远处的浪花像是点缀在巨幅蓝色天鹅绒上的白色花卉，鱼翔浅底，绵延不绝。恍惚间，她仿佛看到了一艘面向东方的巨轮，那艘船上分明伫立着从《围城》中走出来的方鸿渐。他正扶着船上的桅杆，远眺着太平洋对面的那个渴望已久的家。（曾报春）

作者简介
        曾报春，法学博士、中国及美国执业律师。现任职于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硕士生导师。历任广州欧美同学会第五、第六届常务理事、广州市律师协会理事。主要办理涉外商事法律、企业海外上市并购、以及知识产权的诉讼和非诉讼方面的诉讼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