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涌·学长风华丨顾维钧：杰出的“半个”外交家
顾维钧晚年时，有人曾问过他，搞了一辈子外交，最得意之举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答道：巴黎和会。 在当时列强环伺的背景下，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是中国人第一次对西方列强说不，这段历史不仅是顾维钧的骄傲，也是近代中国外交的骄傲。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后，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缔结和约，决定召开巴黎和会。 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当时的北洋政府派出由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5人组成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参加和会的目的包括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等。 在回忆录里，顾维钧这样描述自己对此行的期望：“即将召开的和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 1919年1月27日中午，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获悉将被邀请出席下午和会领导机构的“十人会议”，即由操纵会议的英、法、美、日、意五大国各派两名代表参加的所谓最高会议。而之前，日本已提出由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公布了一战期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签订的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当时，中国代表团并未对此做专门准备，只好将时间推迟到28日，重担即刻落在最年轻的顾维钧身上，当时他31岁。 翌日，在“十人会议”上，顾维钧承认中国的确在1915年和1918年签订协议，许诺日本将得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中国当时是被迫的，因此不应该履行。无论如何，任何有关德国所有权的问题都必须由和会解决。按大会所接受的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等原则，中国有权要求收回山东权益。 顾维钧发言结束后，会场上掌声连连。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英国外相贝尔福纷纷过来祝贺。不久后，顾维钧的辩词“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出现在《费加罗报》等多家重要报纸上，轰动了整个巴黎以至欧洲。 然而，正如顾维钧在回忆录里所说，声明受到称赞是一回事，最终得到有利的解决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山东问题并未因顾维钧的精彩演说，在和会上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均遭到拒绝。和谈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轰轰烈烈五四运动爆发。在1919年6月28日这个历史性的一天，顾维钧等代表中国拒绝签署对德合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曾评价说，顾维钧能把握大势，积极进取，“他在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期间的外交交涉中，一方面，有理有利有节，尽量争取列强内部不同国家的不同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适当向外透露交涉进展以及中国的态度，争取舆论的支持，将中国在秘密外交中的不利，转变为公开外交中的有利，从而成功地为中国赢得了有利的形象，最后勇敢地对列强说‘不’，这不仅没有造成特别不利的结果，反而为中国争取了时机，缓和了局面，并通过以后持续不断的努力，最后收回了中国的权利。可谓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弱势和不利地位下，通过外交努力挽回局面的经典一役。”
虽然顾维钧在对外交涉的讲坛上侃侃而谈，据理力争，不辱使命，显示出大国风范，但在讲台下，总是保持一种谦谦君子的形象。他待人和蔼可亲，行事低调，且特别注重细节。在担任民国政府的外交部部长期间，他的卧室摆放有一面三角玻璃镜，每次出门前，他都要对镜而立，将礼服的前后左右仔细检查，看看是否有头发或者灰尘掉在衣服上，皮鞋是否清洁有光泽。 顾维钧每次会见外宾，出于礼貌，每次握手之前，他都摩擦双手，让自己的手温暖以后，再和对方握手。每次宴请外宾的时候，顾维钧特别注重细节，总是事先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外宾习惯、嗜好上的不同加以细心周到的筹划。比如他宴请时任荷兰公使欧登科时，事先得知欧登科餐后有喝一口凉开水的习惯，于是特意吩咐准备，让欧登科既惊讶又感动。当顾维钧宴请时任英国公使蓝博森时，事先得知他饭后有喝一大杯咖啡的习惯，于是特意让人准备，餐后立即端上，蓝博森非常高兴。 在那个国力虚弱的年代，外交事务始终是北洋政府的头等大事，而顾维钧恰恰又是享有国际威望的外交家。自从华盛顿会议结束之后，一批英、美留学背景的中国有识之士纷纷投身政坛，开始在国内谋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力求通过直接参与国内中央政府的政治决策来实现其外交理想，并进而通过外交来谋求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因此被国内舆论归为“外交系”。而在“外交系”诸人中，顾维钧无疑是最成功的。 当代著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顾维钧只能算是近代以来最杰出的“半个”外交家。正是这特殊的“半个”外交家，凭借外交才干、学者风度和超党派影响力，加上其一向以对外大局为重，稳健自重，周旋有方，在民国政坛上几乎始终屹立不倒，时间长达半个世纪。 多年以后，当有人向顾维钧请教为何能在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坛角逐中左右逢源时，他淡定地回答说：“问题很简单，我从不介入派系之争。我的活动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凡是有益国家的事，我必尽绵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宁愿挂冠而去。”
顾维钧和周诒春是欧美同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创建人。特别是顾维钧，不仅是倡议者、发起者，还是具体筹办者，是同学会首任“主任干事”、同学会成立时实际主持会务工作的人。 顾维钧是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早年入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书，1904年赴美留学，1906年9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和国际外交，1909年同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接着师从国际法和外交学专家穆尔教授攻读博士。他热情活跃，兴趣广泛，曾是全校性的学生刊物《旁观者》的编辑、总编辑，经常参加演讲、辩论比赛，还加入戏剧社、法语学会等学生社团，并热爱体育活动。留美期间，他曾担任过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热衷于留学生的组织与联络工作。1913年4月起供职北洋政府外交部，任署理参事、参事。在这段时间里，他筹办、组织了欧美同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主任干事。1915年7月，他奉派出任中国驻外公使，卸任同学会主任干事。 顾维钧回忆说，“成立一个归国留学生同学会很有必要。它可以定期集会，请美国或中国著名人士讲演，或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召开讨论会。这个意见深为清华大学校长周诒春所赞许……由于他的赞助，我组织了留美同学会，会员包括美国大专院校毕业的中国学生，年龄不限。” 同时，顾维钧还和当时在北京的留英学生接洽过。据他回忆，“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才一致认为联合起来是个好主意，他们（伍朝枢等在北京的留英学生）这才和别的留英学生联系……然后我们着手讨论如何合作，成立另一个组织，称为‘欧美同学会’。不久这个联合会就在聚餐会上正式成立了。” 热心组织欧美同学会的时候，顾维钧25岁，周诒春30岁，正是立志报国、干一番事业的年龄。明年，欧美同学会将迎来建会110周年，这个拥有百余年光荣历史的人民团体，正引领广大留学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昂首前行。 回望历史，扫去烟尘。就是这样一个顾维钧，让我们怀念至今，崇敬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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